中国古代保密理论的发展

　　中国古代，为配合皇权政治和“大一统”需要，保密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，保密理论也不断得到健全和发展，到了先秦时期，已经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。此后，随着秦汉帝国的瓦解，保密理论长期处于凝固状态，进入长期休眠期。这种现象一直到了宋明时期才得到改观，保密理论在宋明时期获得新的发展和重建，进入全面复苏时期。

　　较早提及保密的是《孙子兵法》，提出对于间谍行动的组织领导，首要的是“密”，也就是“保密”的要求。在孙武看来，一切间谍行动都必须处于高度机密状态，各种军事行动中以间谍行动对保密的要求最高，故此孙武才会说“事莫密于间”，将保密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。孙武曾就如何调动敌人提出了自己的办法：“示形”或“形人”，与之相关的则是“我方的无形”，即保密，加在一起就是“形人而我无形”。所谓“无形”实则是孙武就情报保密所提出的最基本原则。

　　先秦典籍《鬼谷子》也对保密理论有所探讨，在《抵巇》中，作者指出：

　　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；有近而不可见，远而可知。近而不见者，不察其辞也；远而可知者，反往以验来也。

　　在这里，作者将认识事物与距离远近划清界限，这是非常辩证和唯物的。距离很近却看不见，是由于习而不察；距离很远，却能非常清楚，是因为注意进行认真体察，掌握了事情的规律。所谓“物有自然，事有合离”，掌握规律和事物变化的奥秘，即便是距离自己很远，也可以清楚地了解，反之，即便近在咫尺，也会非常陌生。这一点在情报学上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很显然，情报人员不能因为距离远、困难大而放弃情报收集工作。事实上，我们经常会因为疏忽大意或其他原因，而对身边的事物失察，以致酿成大祸。尤其就防奸保密来说，更是往往由于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一些人和事缺少洞察——所谓“不察其辞”，才导致“灯下黑”的情况发生，进而酿成泄密事件。

　　就情报保密而言，《吕氏春秋》提出了“重言”和“慎言”的主张。在《审应览·重言》中，作者指出：“人主之言，不可不慎。”“重言”的意思，就是“慎重言说”，放在今天就是“不该说的不说”。作者就“重言”举出了两个例证，都非常新颖，发人深省。

　　其一是东郭牙窃密事件。齐桓公和管仲密谋攻打莒国，计划尚未宣布，消息却扩散开来。经调查，原来是宫中的仆役东郭牙散布出来的。但东郭牙并没有窃听桓公和管仲的谈话，而是凭眼睛远远“看出”谈话内容。他说，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情，那天我望见国君和管仲在高台上，一脸怒容，手足奋动，这是要打仗的表情。桓公嘴巴张着，是“莒”的口形。手臂抬着，正好指向莒国那边。私下分析，现在诸侯中不听从齐国的，不正是莒国吗？所以把自己的分析结果说了出去，造成了泄密。

　　对于这起泄露核心机密的事件，《重言》认为：

　　凡耳之闻，以声也。今不闻其声，而以其容与臂，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。桓公、管仲虽善匿，弗能隐矣。故圣人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。

　　“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”，这是“听”和“视”的最高境界。这启示我们，反情报也要相应地提升境界，否则就会给诸如东郭牙之徒以可乘之机。

　　其二载于《审应览·精谕》，说的仍是齐国。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，因为卫国迟到，事后桓公便在朝廷上与管仲商量攻打卫国。待到退朝进入后宫时，夫人卫姬连忙跪下来，替卫国请罪。桓公说：“无缘无故的，你请什么罪？”卫姬说：“你进来时，足高气强，说明有对外用兵之心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，脸色突然一动，可见要打的是我娘家卫国。”第二天桓公上朝，见了管仲，向他拜了一拜，管仲便说：“你放弃攻打卫国的主张了吗？”桓公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管仲说：“君之揖朝也恭，而言也徐，见臣而有惭色，臣是以知之。”对此，《精谕》评论道：

　　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，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，夫人乃以行步气志，桓公虽不言，若暗夜而烛燎也。

　　保密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，但上述历史事件所揭示的情形却别开生面，颇有教育意义，时至今日，仍不失为安全保密教育的生动材料。这些案例及评论，拓宽了泄密的可能性和窃密的手段，同时也深化了“重言”的内涵，给反情报注入了新的内容。明末清初，揭暄在《兵经·秘》中写道：“谋成于密，败于泄。三军之事，莫重于秘。一人之事，不泄于二人；明日之事，不泄于今日。细而推之，慎不间发……”这段话可以看作《吕氏春秋》反情报思想的注脚。

　　“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”，并不是神秘主义，东郭牙获取重大军事秘密的方法，其核心是“唇语判读”，重要的辅助则是对形体语言、环境，特别是人物思想和事件背景的分析。仅从这个角度而言，《吕氏春秋》两千年前就对相关理论有所涉及，非常具有先见之明，可算作今天“唇读间谍”的鼻祖。反过来说，既然有这样的技术手段，如何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，便也顺理成章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。

　　《尉缭子》认为，审察内外之权，目的在于考察国家的强弱情况，掌握虚弱之处，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：

　　下达上通，至聪之听也。知国有无之数，用其仂也。知彼弱者，强之体也。知彼动者，静之决也。

　　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，作者强调关注己情，一方面是弥补虚弱之处，另一方面则是出于防奸保密的考虑，目的是使“游说间谍无自入”，这集中体现了《尉缭子》的反情报思想。把己方弱点掩盖起来，起码可以避免对手以实击虚，给己方带来灾难性打击，重点着眼于国家和军队的安全角度。

　　《六韬》注重运用“阴符”和“阴书”，加强情报传递的保密工作，主张“言三人，人操一分，相参而不知其情也”。所谓“相参”，可能是一种错简的方法。古代的书信是用竹简写成的，假设一编阴书计有九枚竹简，至少可有两种三分法。一种是第一、二、三枚为一份，第四、五、六枚为一份，余为一份，分别由三人传送。另一种是九枚竹简参互交错，以第一、四、七枚为一份，第二、五、八枚为一份，余为一份，分别由三人传送。显然，后一种方法（错简）更有利于保密。这种错简的三分法或许更符合“相参而不知情”的原意。为了确保安全保密，《六韬》还对传递情报的信使规定了严格纪律：传达兵符的信使不得随意停留。如果符事泄露出去，“闻者告者皆诛之”。这一条纪律与《孙子》相关纪律要求完全一样。总之，在《六韬》看来，阴符阴书是用来“阴通言语”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秘闻的谍报术。

　　进入汉代，保密仍然受到高度关注。比如《淮南子》就非常重视反情报，要求将帅必须做好保密工作，进而提出“藏形”的观念：“是故圣人藏于无原，故其情不可得而观；运于无形，故其陈不可得而经。”在作者看来，“藏形”是分境界高下的。如果能达到最高境界，就可以实现“虽有明目，孰能窥其情”的理想效果，从而“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，知吾所举，而不知吾所集”，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。

　　《三略》作者同样是借引用《军谶》“将谋欲密”一语，论述了保密思想。作者指出：“将谋密，则奸心闭。”《三略》作者进而从反面进行论证：“将谋泄，则军无势；外窥内，则祸不制。”就是说，将帅的谋划之术如果被敌人窃取和知晓，军队就会失去有利态势；敌人如果窥探到我军内情，祸患也就因此而生，无法制止。这种高度重视情报保密的思想，是《三略》情报思想的亮点之一。

　　军事家曹操非常重视保密。比如，在注释《谋攻篇》时，曹操强调“将周密，谋不泄也”，把将帅与情报保密工作直接联系起来，看到了将帅在情报保密工作中的独特作用。在注释《虚实篇》时，曹操再次强调“情不泄”。曹操认为，如果做好了情报保密工作，就可以施展手段调动敌人：“形藏敌疑，则分离其众以备我也。”反之，如果没有做好保密工作，造成泄密事件发生，那么战争结果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，这就是“形露必败”。